孫盈
他們的成績不是最好,他們從未登上過領獎臺,他們默默地走著自己的學習之路,不引人注目,很少被人關注。他們是我的同學,我的朋友,我的榜樣,他們的故事平凡卻又感人至深。
我的“民工”同桌
每次上面授課,我到的都很早,大多數同學都還沒來,教室里空空蕩蕩的。但有一個人比我到的更早,他第一,我第二。
每次看到的都是同一幅場景:他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,低著頭看書,嘴里小聲嘟囔著,看我進來,就抬起頭打聲招呼,也不多說話,然后繼續看書。
在一個可以隨意選擇座位的教室里,我們一直坐在第一排緊鄰的兩個位子上,可以說是“同桌”了。整整三個學期都是這樣,直到他轉走。
他是個山東漢子,長的粗粗壯壯的,不太像是坐辦公室的那種,倒有點兒象“藍領”。同學們職業各不相同,逢到課間,便會聊些工作上的事,可他從不參與此類話題的討論,好象在故意遮掩什么似的。我也就沒細問,因為無論從事什么職業,在網院的課堂上,就只有一個身份:同學。
他的“山東英語”有時會令我們發笑。我們也怕他尷尬,盡量忍著,但也有忍不住的時候。不過他對此并不在意,每次做口語練習的時候,都積極努力地去說,一句話要說上好幾分鐘才能最終“定稿”,然后再說下一句。因為是同桌,我和他常在一起“搭檔”。我們配合地很好,他努力地說,我耐心地聽,是一對“黃金搭檔”。
我的同桌非常有禮貌,老師每次叫他回答問題,他都會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,規矩地如同中學生一般,直到老師微笑著說“不用站起來”,他才又“咕嘟”一聲坐回座位,那種樣子有些滑稽,常能惹的周圍的同學輕笑起來。
有一天我坐公交車外出,等紅燈的時候,向窗外望了一望,竟看見了一個熟悉的側影:我的同桌。他帶著安全帽,正干著粗重的活兒。我當時就明白了,為什么他不愿意告訴別人他的職業,為什么他不太愛和別人聊天,而把課間時間也花在教室里,他是怕我們知道!
其實知道了又怎么樣呢?那只會讓我們對他高看一眼,讓我們更加敬佩,讓他的形象更加高大,就象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孫少平一樣。雖然干著最粗重的活兒,但有著最細膩的感情,和堅定的信念,那就是:知識改變命運。
所以他走進了網院,在結束了一天的辛苦勞累之后,還要拼命地讀書學習,只盼望著用所學到的知識改變現狀。
他真是多慮了,我們怎么會看不起這樣一個堅忍的求學者呢?
第三學期期末的時候,他提著行李扛著被褥風塵仆仆地來應考。這也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場考試,考完以后,他就會把行李被褥連同希望一起扛在肩上,到另一個城市繼續走夢想之路。
從那以后,我們再也沒有聯系過,“同桌的他”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我的“民工”兄弟,你是否已如愿畢業?是否開始了夢想的生活?你在他鄉還好嗎?
答案應該是肯定的。
健康檔期
“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拿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?”最近文迪老是問這樣的問題,眼神里透著令人不安的焦慮。
那天她又問這事兒的時候,我就問她:“干嘛那么急嘛!你是不是等著拿證書找份好工作或者考研什么的?”
文迪給出的答案卻令我大吃一驚,她說“都不是,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腦瘤又要犯了!
什么?腦瘤?還什么“又”?這是怎么回事?又跟急著拿證書有什么關系?
如果不是文迪跟我講她的故事,我恐怕永遠也無法搞清這里邊的“邏輯關系”,可她的故事聽著太讓人傷心了。
若干年前,文迪被檢查出患了腦瘤,不得已做了手術。手術很成功,瘤子是良性的,不會危及生命?纱蠓蛘f,良性瘤隔幾年就會復發一次,復發一次就要動一次手術進行切除,不然就會有危險。復發是無法避免的,換句可怕的話說,你要是想活在世上,就得做好隔幾年做一次開顱手術的思想準備,直到生命的終點!
文迪上一次手術是在四年前做的,體力恢復之后,她就報名上了網院。別人上網院是為了拿文憑,為了找份滿意的工作,為了考研考博等等,可文迪呢?她上網院,是為了利用一個相對較平穩的“健康檔期”,給自己積累一份難忘的回憶!
網院的學制是三年,而她的腦瘤差不多四年復發一次,正好能夠在“檔期”內完成學業。她這么急著拿證書,就是想在自己再次經歷“生死考驗”之前,看到她在這一個“健康檔期”內修成的“正果”。
最近她覺得有不祥的征兆,可能瘤子又長起來了。面對病魔,人類往往無能為力,只能被動地接受。有的人哭天搶地,有的人虛度殘生,有的人“自行了斷”,但面對無法控制的病魔,文迪卻選擇了一條異于他人的道路:多多學習,多多經歷,在有限的健康歲月中創造更多的精彩,留下更美好的回憶。
后記
我的一枝枯筆寫不盡同學的故事,寫不盡這些故事帶給我的感動。我從未將我的感動向他們說過,所以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,他們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高大。如今我們已經畢業了,同學們天各一方,有自己的事業,自己的家庭,自己的天地,開始了新的生活。有些同學我再也聯系不到,或者聯系很少。但我相信,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中,那段如火如荼的網院歲月,將永遠留在記憶的深處。